陈建民在本地残障体坛是个熟悉的名字。他数度挑战即便是健全人也难以征服的体能极限,坐在轮椅上多次刷新全程马拉松纪录。令人瞩目的是,他在66岁时,成为全球首名在七天内完成七大洲七项马拉松赛的轮椅运动员。
与他沟通访问时间时,他把今年中一个受访视频发来,在短信里附上这么一句话:我同意接受上述报道和采访,并非为了炫耀自己的成就,而是希望自己与逆境抗争的经历能够激励人们。
当记者告知他访问当天会安排摄影同事拍照,他即刻回复说:“幸好你提起,我得好好理个头发。” 记者望着他设在联络单里的图像,一丝头发也没有,能拿自己在意的外貌自嘲一番,何尝不是一种豁达的勇气。
他的风趣幽默,不时穿插在近三个小时的访谈中,少了当年不可一世的傲气和锐气,言语间展现对生命的感恩与谦卑之情。
这或者拜2009年那个“只剩下九个月生命”的死亡预判所赐。
2009年,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巴黎马拉松赛事,惦念着如何再创世界纪录收割多一面奖牌。然而,就在他双手努力转动着轮椅的双轮,往前冲线时,血不断从鼻孔流下。
“比赛后我去看医生,医生说我得了血癌,第四期,只剩下九个月的寿命,化疗成功率只有10%。”
这是上天与他再次开的玩笑。
1959年,他2岁那年,因一场寻常高烧被送院,却被确诊患上小儿麻痺症,结果救治不及,导致他下半身残障。他从小只能在地上爬行,或是由母亲和姐姐轮流抱着。直到他10岁时,父母看到其他小儿麻痺症患者穿有铁鞋和拐杖,就向当时的福利部申请资助购买,陈建民才磕磕绊绊地踏出人生的第一步。
父亲是卖炸香蕉的流动小贩,母亲在家照顾七个孩子,身为老三的陈建民,与两个姐姐和四个弟妹,一家九口住在一房一厅租赁组屋多年。
陈建民把自己的生平编辑成中文书,由《联合早报》前记者温伟中执笔。(档案照片)
尽管父母受教育不高、物资贫乏,却给他满满的爱。父母选择照顾他,没有像当年许多家庭把残障孩子遗弃在孤儿院。父母说,身体靠不住,就靠脑,背着他到处寻访愿意收他的幼稚园,终于成功入学。“父母还说,做人要自爱。”
但外形的与众不同很快招来顽童的戏弄,他们从身后打陈建民的头、拉他的耳朵。起初他忍着,后来忍不下去就反抗起来,抓起对方手臂狠狠咬下,结果上课不到一个月被勒令退学。回想这段经历,他自嘲说,自己应该是唯一从幼稚园退学的孩子。
母亲大姐背他爬楼梯上小学
留在家中的日子,父亲让他编织渔网,磨他的脾气、练他的耐心。母亲坚持教育是他未来生存之道,四处奔走为他找学校。皇天不负有心人,实利基小学校长接受他,自此他每天就由大姐和母亲轮流背他,再爬着楼梯上学。
小四那年,他在作文里写下当医生的志愿。“我想更了解我们的身体和生理,了解为什么我会变成小儿麻痹、为什么脚不能够走路。”在教师的鼓励下,他在学业上拼搏,以优异成绩,考入莱佛士书院。尽管A水准成绩优异,却无缘进入新加坡大学医学系,他到南洋大学修读生命科学。
毕业后的求职路上,身体缺陷让他屡屡碰壁,他愤而写信给公共服务委员会,直言“政府每次讲要聘请体障人士,结果都不给我机会”。当局随后回函,给他一份工作,在当时的媒体管理局负责电影审查、剪辑敏感影片的工作。
“那时父母和姐姐还取笑我,拿薪水看电影,多好。”后来,他申请到国家发展部当人力资源部执行员。
然而,他心中的医学梦从未熄灭。他到新西兰攻读生理学硕士课程,考获一等荣誉,决定再次申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。当时面试的院长和医学院教授说,体障者有生理行动局限,当医生不易,拒绝了。他又回到公共部门审查电影。
1988年,他实现参加残疾奥运会的愿望后,把重点转回学业。32岁时,获得新西兰和陈嘉庚基金会的两项奖学金,到新西兰以四年时间完成脑神经博士学位。38岁,他申请到美国妙佑医疗中心当研究员,中心鉴于他曾在著名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脑神经的专题报告,破例接受非脑科手术医生为研究员。
辗转20年成功报读医学院
39岁那年,他重拾报考医学院的梦想。最终,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医学院录取他。儿时志愿,辗转了20年,总算实现。
“现在回看,那是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。”他说,自己当年取了洋名William,正是希望能效法被誉为现代医学之父的“William Osler”。
2018年,陈建民从东海岸公园坐轮椅一路跑到实龙岗初级学院,耗时31小时,为残障者筹款。(档案照片)
身体的残障,成了旁人质疑他能力的刻板标签,所以他的学医和行医道路也非一帆风顺。开学第一周,有教授就说他霸占宝贵学额,应让位给四肢健全、“更有能力”的学生;实习开刀课时,护士认为轮椅太脏不允许他进手术室;实习接生时,护士担心残障医生能力不足。
对于这些“见面礼”,陈建民用意志力和实力去克服——自己设计有轮子的支架,支撑着身体进入手术室;观察接生过程的时间,他比其他同学用多一倍,才动手接生;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以争取更多时间学习,用成绩证明能力。
“总之我遇到的挑战比正常人多很多,我必须要付出双倍甚至多倍努力,才能获得正常的待遇。”
医学院第四年,他成功申请奖学金到美国哈佛大学修读卫生科硕士学位;第二年又到牛津大学攻读社会卫生硕士学位。从医学院毕业时,他已47岁,开始在澳洲悉尼医院工作。
回国行医前 确诊末期血癌
2009年,陈建民准备回来新加坡,到国立癌症中心当医生。正式上班前,他希望能完成巴黎全马赛事,但怎么也没料到,赛后确诊末期血癌,寿命不过一年。
父母从小对他说:你不是残废,你只是失去了走路的能力,但你可以做到“残而不废”。所以,他始终都在拼搏奋斗,不愿让别人把自己当成残废看待。
从1980年到2009年,他跑了超过100场全马拉松,速度比一般人还快。在27天内,跑完七大洲马拉松,创下当年世界纪录。他同时是医生及神经学博士,可说是文武全才。
全力以赴突破残障极限,却逃不过病魔,听到这个噩耗,他怨天吗?
“坦白跟你讲,其实我那段时间确实有这种想法,而且也很失望。”所以,他最初拒绝接受化疗,只想无欲无求地与家人度过仅有的270个晨曦与夕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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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能是我骨子里就有一种不甘放弃的意志力。我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。我埋怨过小儿麻痹症、被医学院拒绝时很灰心,这是很正常的。可是,想来想去,埋怨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好处呢?既然改变不了现实,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吧。”
二姐捐骨髓让他重获新生
同时,家人与医院同僚不断鼓励,让他恢复以往斗志。幸运的是,二姐的骨髓与他匹配,也愿意捐出。经过漫长的治疗,他打破癌症医生的预判。
抗癌期间,他收到许多小朋友亲手送上的祝福卡片。他在1999年曾为儿童癌症基金会筹款,常以自己残而不废征服体能极限的经历,鼓励患癌儿童积极面对疾病与治疗。自己患癌消息公开后,患癌小朋友纷纷写信给他,为他打气加油。
“那些小病患在信里写:‘William, you must never give up’(威廉,你绝不能放弃)。他们用我鼓励他们的话,反过来鼓励我。我边读边流泪。”
化疗结束后,陈建民的头发已全长回。有感于患癌小朋友的不易,他毅然决定终生剃光头。
抗癌道路并不平坦。骨髓移植带来严重的排异反应,损坏他的肺部、皮肤和关节。长期服用抗免疫药物,身体变得浮肿,以致后来准备再度步上马拉松赛道时,差点“塞”不进赛事专用轮椅。排异反应也导致他严重哮喘,关节渐渐僵化,无法伸直或弯曲,而今已无法穿上小儿麻痹症患者常使用的支撑铁鞋。
回首确诊癌症前的日子,他自认过于拼搏,每天只睡四个小时。“因为我觉得时间太宝贵。结果,像一辆没有休息的车,久而久之弄垮了身体。”
此外,为了存钱参加马拉松赛,他每天只吃一顿简单的晚餐。
走过抗癌岁月,他对生命有新的感悟,现在看重的不是自己的成就,而是以帮助他人为更大目标,要尽最大努力过好每一天,做出贡献。
陈建民医生与妻子王秀金同游俄罗斯时合影。两人携手共度17载,夫唱妇随,妻子也经常参与慈善义务活动。(受访者提供)
10月1日,陈建民迎来抗癌成功16周年的纪念日。这天,正巧是他接受二姐骨髓的“重生”日,也是他和妻子在17年前注册结婚的日子。
对妻子满是感激与愧疚
提起妻子,他满是感激与愧疚。由于化疗和移植花费巨额医药费,他至今没能给妻子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和敬茶仪式。“我最遗憾的,是妈妈离世前,没能喝上我们敬的茶。”
说到感情事,陈建民在进行访问的马林百列诊所里,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“年轻时我还蛮帅的,有不少女生喜欢我。可是当她们的父母见到我之后,隔天就完蛋了。他们会跟女儿讲,全世界这么多男孩子能走路,你为什么选一个不能走路的?哈哈!我当然能理解,谁会不担心陈建民照顾不了他们的女儿。”
接着,他一脸严肃地说,自己特别感激太太,愿意在他患癌后共结连理。“我现在每晚都和太太说我爱你,因为谁也不晓得我隔天会不会起床。”
这是当年小弟出生前的全家福,他就在照片的左二。(唐家鸿摄)
陈建民在诊所的隔壁开了小小的炸香蕉和雪糕店,墙上挂着一幅他和兄弟姐妹与父母的黑白合照,炸香蕉的秘方则来自父母。店里的收入用来资助另一家慈善诊所。
他以流利的华语说,没有父母和家人的关爱,就没有今天的自己。“父亲在我43岁时得肺癌去世,母亲不久前也去世,是我人生的最低点。”
陈建民今年69岁,近七十年的人生,他过得比许多四肢健全的人都饱满。
23岁开启轮椅全马生涯 利用运动才华为慈善献力
17岁,是陈建民人生第一个分水岭。
他第一次坐上体障田径运动员兼教练瓦希德的轮椅,第一次在跑道上感受到风刷过脸颊的快驰,从此开跑了一生的马拉松。
1980年,23岁的他坐在轮椅上挑战42.2公里马拉松,花了四个小时,成为新加坡第一个用轮椅完成全马的体障运动员。
自此,他不断挑战自己,得到的奖牌挂满了诊所的墙壁,跑了至少130个马拉松,拥有七项马拉松世界纪录,是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三面金牌得主,除了马拉松,他还擅长打乒乓和羽球。
陈建民的诊所里,挂了他130多个马拉松赛事中的一些奖牌,每场赛事,他都坐在轮椅上完成,令四肢健全的人也自叹不如。(唐家鸿摄)
马拉松赛中,最令人刮目相看的要数777挑战的世界马拉松挑战,在七天内在七大洲完成七场马拉松赛,全长295公里,其中以南极洲站最艰难。
2023年,陈建民以抗癌后的身躯,三度挑战这个赛事。在南极洲站时,气温是零下20摄氏度,逆风强劲。由于后轮轮胎的尖刺把手套一层层撕破,他每划动一次轮子,不只手疼,指尖也冻麻。 他笑说,途中曾设想各种弃权的借口,比如轮胎被刺破,或者轮椅撞到企鹅,结果都没发生。他只好咬紧牙关冲线,最终成了唯一坐轮椅完成赛程的运动员。
陈建民参加2019年的波士顿马拉松赛,当时他已抗癌成功。(档案照片)
不苦吗?“跑的时候会,可是一场结束就想再跑下一场,就像画家喜欢画画一样,心中油然而生的热爱。我两个弟弟也受影响,爱上马拉松。”
从1987年开始,陈建民充分利用他的运动才华,为慈善献力。他的第一项慈善活动,是在母校莱佛士书院的跑道上完成16个小时的马拉松竞赛。那次以后,他陆续接到邀请,至今,已为多个慈善机构募得超过1800万元善款。
2023年世界马拉松挑战最艰难的要数南极洲站。当时气温是零下20摄氏度,逆风强劲。由于后轮轮胎的尖刺把手套一层层撕破,陈建民每划动一次轮子,不只手疼,指尖也冻麻。不过,他最终凭着骄人意志力,成为唯一坐轮椅完成赛程的运动员。 (受访者提供)
每次募款,他卯足全力,除了赛跑,还曾游泳、骑马、划独木舟、跳降落伞,甚至以绳索爬上14层高楼。可是自己一分钱也没收。
尽管身体关节不再灵活,他对马拉松的热情不减,如今正紧锣密鼓训练体能,准备在2027年70岁时,挑战另一类的马拉松,为七个慈善机构筹款。
“先卖个关子,总之我是不会退休的,哈哈!”